故纸堆

“我们分手吧，基尔伯特。”这是伊丽莎白起床后说的第一句话。阳光从白百叶窗窗隙间洒向床褥，她七点半准时睁开眼睛并翻身坐起，开始穿衣服。寒气从伊丽莎白掀开的被角中侵入，基尔伯特伸手进他那中老年款式的深蓝平纹睡衣里搔了搔，随即掖紧了被子，把女朋友赤裸的双腿晾了一半在外面。他什么也没听见，所以她的分手宣言简直像在说给自己听。虽然世间绝大部分分手都是单方面的，但至少知情都是双方面的，她不能让基尔伯特什么也不知道，这不作数。

伊丽莎白下了床，套了两条连裤袜。基尔伯特总啧啧感叹着女人为了漂亮真是什么也做得出来，尤其当他剥香蕉一样把两条连裤袜当做一条扯下来的时候。他甚至从不知道伊丽莎白可以穿两条甚至三条连裤袜，只要她喜欢。她的腿永远细长。她穿上她的红羊绒裙，黑色短系链开衫，长款风衣外套，脖子上扎上丝巾，在额前别好发饰。冬天人显得很苍白，所以只要涂上口红，气色就能很好；但也不能太艳。男人们总看不出女人化了妆，但只要一上口红他们便必然大呼浓妆艳抹。她勾上眼线，扫了大地色眼影，涂上不夸张的睫毛膏，最后把化妆包收进挎包。房间小而紧张，东西太多，而基尔伯特从不收拾。她好容易才在桌上划拉出纸笔，给他留了字条，才上班去了。

基尔伯特醒的时候，大约是三点，或者四点。下午茶时间。被子暖烘烘得像刚脱肛的排泄物，基尔伯特伸手去摸手机。三点三十四分，可以四点再起。他又缩了回去，把头闷在被子里，脚一动便伸进了冰冷的未知领域，他吓得没敢再随意动弹。接下来他再醒时是四点十分，这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，打着哆嗦飞快地换了衣服。射门一样地被砸在墙角的睡衣皱巴巴缩成一团，基尔伯特打着呵欠抄起纸条去了厕所，看完后顺手冲进了下水道。

现在基尔伯特看起来有几分人模狗样了。他穿着休闲西装，头发用摩丝往上捊，看起来相当精神，并且刚好可以露出耳后的一个小十字架纹身，缠绕其上的藤蔓沿着脖颈钻进衣领。他是个调酒师，每天从晚上六点工作到早上六点。这钟点看起来像是受压迫的劳动人民，但事实上他工作得还算轻松，调酒是他喜欢的工作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美人儿面前说出“这杯我请”这种话来——如果弗朗西斯不老是来和他抢风头的话。

弗朗西斯是酒吧老板，同时也是个室内设计师。他一手设计了他的酒吧，并把基尔伯特拉进了自己的阵营。基尔伯特是学过几年调酒（出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目的），但事实上，他当时的工作可比调酒师要正经得多：图书编辑。伊丽莎白那时候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所谓办公室恋情大抵如此。也因此他们同居后不久，在基尔伯特提出要跳槽去旧友弗朗西斯的酒吧工作时，伊丽莎白当即一个电话把弗朗西斯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试想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和一个晚六朝六的调酒师的同居生活？他们几乎没什么时间能够待在一起，更别提伊丽莎白那本就算不上好的睡眠质量了。

五点钟他出了门，在楼下常去的餐馆填饱了肚子。六点钟他准时到达弗朗西斯的酒吧，一个闪身进了吧台，和安东尼奥完成了交接。麦色皮肤的西班牙人正接着电话，大概是罗维诺的，因为他只是纯粹敷衍地拍了拍基尔伯特的肩便快步走了出去，急得什么似的。基尔伯特撇撇嘴系上围裙，照惯例先给自己调了一杯龙舌兰日出。

八九点钟夜生活终于开启，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，灯光把酒液的颜色变得更加绚丽。弗朗西斯这酒吧并不算吵，但热场乐队的歌已经越唱越嗨了，吵得基尔伯特怎么也接不着伊丽莎白的电话，她说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清，而她又固执地不肯发短信。

伊丽莎白这天改稿子改到七点才下班，还没改完，得拿回家继续。虽然家里也没人，但生活的拥挤感总叫人觉得踏实些。她回到家打开灯就又坐在了电脑前，盯着那“稍微有那么丁点儿价值”的文稿给出修改意见。她想起基尔伯特。他工作时保持着德国人特有的那种严谨，总是完成得很漂亮。起头那会儿他们还会坐在一起改稿子，改着改着就改到了床上；或者有时候稍好一些，仍然坐着。但如今不同了，她坐在那儿，面对发着冷光的电脑屏幕，愈发觉得这些文字枯燥无味，还不如基尔伯特来得有趣。他就算什么也不说、什么也不做，她都觉得他有趣。在认识基尔伯特以前，伊丽莎白从事这一行业已经两年，同样是一个人坐在屏幕前，甚至那时候的文稿还是些无聊的学术内容，她心里也从未抱怨过。

改变这一切的都是基尔伯特·贝什米特。

她知道。

伊丽莎白给基尔伯特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忙着，那头吵得不行，全然不似这边一般寂静。基尔伯特在那边很大声地喂了几声，很大声地说太吵了他听不见，她倒是都听得清楚。她其实没说些什么，随口胡诌了几句，反正基尔伯特也听不清，却是她自己说得想笑。

“我们分手吧，基尔伯特。”

“哈——？我听不见！伊莎，我听不见！你说什么？”

这也是真话。伊丽莎白笑了几声，说：“晚安。”然后她自顾自挂了电话，继续工作。

就如同她每天早晨留下“早安”的纸条，她也习惯每晚对他说“晚安”，有时电话，有时短信。她也提过许多次分手，但基尔伯特一次也不知道。

所以都不作数。

FI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