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纸堆

他跟我说，在斯拉夫语中，“情”这个字眼的第一个意思是“受苦”。

我点点头记了下来。他不喜欢谈太多关于感情的问题，于是这一点他只是语焉不详地带过了事。暂时抛去主人公单薄的情感不谈，我们着重于讨论客观的社会和政治局势，以及主观的思想——各种主义、各种教派、各种专有名词从我们嘴里空虚地冒出来——是如何控制人物行动的。

没有情感的容身之地。我不相信他是个缺乏感情的人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热烈、他的冷漠、他的盲目的勇敢和隐秘的怯懦。但他避而不谈。

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缘由之一，就在于对情感的掌握是他的短板，却恰好是我的长处。他不善表达，甚至是羞于表达。他身上有着那样浓重的人性，却同时像是被什么抑制住了。宗教？政治？可能是。我不太确定。我唯一确定的是，他对此毫无自觉，于是无法挣脱，于是一些不时的愤怒与悲哀便显得无端无由。

可我爱他的愤怒，他的毫不矫饰的尖锐的愤怒；也爱他的悲哀，他的深重沉郁的愁闷的悲哀。他自己不知道那些情绪源自何处，因而只是更加痛苦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无法告诉他他在受刑。我们的关系毕竟只是点到为止的关系。

剧本里的女孩子变成了女人，人们不再称呼她的小名。不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、女权主义、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。可能还有别的。伊万在一句话下面标了红线，说那是失败主义。我不置可否，随他去了。因此结局中她是失败了的，她离开了故土，再也无法回来。按伊万的说法，那是因为她不纯粹，因为她仍然是部分落后的。

我们，或说他，所想要表达的太纯粹了。我喜欢他，他在我眼里是一个极端纯粹的人。这样的人太少。剧本由他主笔，我只是稍微润色了一番细节，主要是感情线。“其实只要人物关系骨架存在就差不多了。”他抱怨说。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，一切非理性的感性成分。我透过眼镜镜片观察着他，他一语不发，面上的笑容冷漠又温和，给他添上几分天真而残酷的孩子气。

我之所以什么也不说，并不是由于他对情感表达的抗拒。相反，他对此有着无意识的天然的渴望。只是，有一件恐怖的事实，他自己还不清楚，我却发现了端倪。正是那件事使我选择沉默。

对于情感，我表现得敏感，并形成了自己的处世之道。有天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前来拜访，那会儿伊万还在我家暂住。阿尔弗雷德·F·琼斯，我生长在温暖南方的美国弟弟。他一来就喊冷，可穿得却不多，人也舒展着，很是精神。我注意到伊万的目光被他攫住了，他克制地仔细瞧着他看，和他说了一些话。只是他仍很拙劣地做出不屑于他的样子来，架子端得很高。阿尔弗雷德不会看出来，可对我来说，那点伪装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我还问阿尔弗雷德是不是冒犯到他了，他矜持地摇头说没有，好似漠不关心，好似无关紧要。

我意识到他喜欢他。这很正常，几乎没人不喜欢阿尔弗雷德。我和伊万都生长在高纬度地区，他曾数次对我提到他对南方的向往。这很正常，我对自己说。我同时知道我羡慕自己的兄弟。我其实一直都挺羡慕他。

我得承认语言的伟大。我不通俄语，可是它说得很对。我深怀一种基督式的悲悯，尽管我自己并不信教。伊万出身于东正教家庭，他自己（自诩）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。出于对同性恋的不知根源的深切恐惧与厌恶，他毫不自知地掩饰着自己的情感，尽管他无法纠正那种趋向。一切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行进着，可是对我们来说，那是错误的。

有天他来我房间的时候，阿尔弗雷德也在。我后来时常想，我们当时为什么在看《天鹅湖》，为什么偏偏是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。阿尔弗雷德说他爱上了一个白俄罗斯姑娘，想要向我，主要是通过我向伊万，学习一些什么。我就带他看《天鹅湖》。伊万不看柴可夫斯基的作品，但他只看了屏幕一眼就知道我们在看什么了。他的眼睛扫过阿尔弗雷德。我们暂停了播放，阿尔弗雷德兴冲冲地向他打招呼。我听见阿尔弗雷德说：“伊万！好巧你来了。我在学习你们斯拉夫人的文化……就跟你直说吧，我爱上了一个白俄罗斯姑娘。”他的笑容傻里傻气的，洋溢着恋爱的光彩。伊万回了他一个冷淡的礼貌笑容。

我看着他们，又把目光投回屏幕。我看见天鹅的死亡，仿佛自苦中解脱，又仿佛从不曾逃离过。

FIN.